| 宽容、权威与科学警察 |
| 科学时报(12月9日):《荀子》记载了孔子杀少正卯的故事，朱熹质疑此事的真伪，钱穆则力证其无。我关心的不是孔子是否杀了少正卯，而是那个时代杀人的理论依据。按《荀子》的记载，孔子为少正卯列了五大罪状： 一、心达而险(“达”，开阔也；“险”则是诛心之论，谓其“别有用心”)； 二、行僻而坚(“僻”异于正统；“坚”固执，“死不改悔”是也)； 三、言伪而辩(以正统自居而理屈词穷者，谁不谥对方为“伪”？)； 四、记丑而博(知道太多让正统下不来台、无法自圆其说的东西)； 五、顺非而泽(宣扬异端理论) 孔子说，“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雄杰也，不可以不诛。”这五条加起来，无非是视野开阔，提出异端学说，触犯了正统学说的权威。而一个异端无法生存的社会，何来创新能力？ 人们探寻中国学术史时，常常将春秋战国视为“百家争鸣”的学术宽容时代，而视秦皇汉武为学术垄断的创始人。《荀子》却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行“君子之诛”的学术霸权思想。荀子是儒家传经大师，在儒家传经事业上荀子远高于孟子。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正来自荀门大弟子韩非与李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来自大学者董仲舒。借助行政力量实现学术权威主义，实在是我们学术界悠久的传统。这“君子之泽”历万世而不斩，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阀。 汉代最伟大的学阀无疑是董仲舒，他也许还是历代学阀的始祖(孔老夫子主要还是民间教育家，困于陈、蔡,厄于鲁、卫，虽可能有学阀思想，却未必真享过学阀的荣光)。 北宋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对确定儒学钦定真理的地位，功不可没。南宋程朱理学兴起，“学阀制度”逐步发展成熟。主张“代圣贤立言”的朱熹，成了那个时期最伟大的学阀。 到明、清两代，学阀制度与文字狱联姻，知识分子只要稍微离经叛道，就要被满门抄斩。至此，中国知识界已容不下独立思想。 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中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弗兰克认为，在这长长的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经济结构的外围。然而，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并没有发生在经济体系中心的中国，反而发生在外围的欧洲，这令熟知沃伦斯坦体系理论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与中央之国庄重肃穆的学阀制度相比，偏远的欧洲是另一番风采：1215年，英国制定大宪章，限制了王权；1620年培根出版《学术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认识理论；1769年瓦特制出了首要台蒸汽机样机；1840年焦耳由实验的结果发现了焦耳定律；铁匠的儿子法拉第则忙于多方面的研究：铁合金研究(1818年～1824年)；氯和碳的化合物(1820年)；电磁转动(1821年)；气体液化(1823年，1845年)；光学玻璃(1825年～1831年)；苯的发明(1825年)；电磁感应现象(1831年)；不同来源的电的同一性(1832年)；电化学分解(1832年起)；静电学，电介质(1835年起)；气体放电(1835年)；光、电和磁(1845年起)；抗磁性(1845年起)；“射线振动思想”(1846年起)；重力和电(1849年起)；时间和磁性(1857年起)。值得注意的是，瓦特、焦耳、法拉第是工匠，但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还与大学教授们相互切磋。 比较两个社会，正是学术氛围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创新能力的高下之别，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发展轨迹。 辛亥革命后，学阀制度表面上被废除，但依然有许多军阀推崇“尊孔读经”。更要命的是，学阀制度的灵魂依然在我们的社会中游荡。 一次在网上闲逛，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帖子，原文照录如下： “内幕消息，我们敬爱的z老师虽然在别人的打压和诽谤中，但是院士评选又一次过关。呼吁z老师、c老师和p大学的同胞们，在z老师评院士期间不要和w那厮纠缠，等我们z老师成了z院士后，我们再来也不晚!” 我没有兴趣去破译那些英文字母，只是从这段文字中感受到了一个院士名额涉及到多少人士的切身利益；领略到了本应“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学术界如何产生出其甘如醴的利益集团；理解到了“党同伐异”为何不可避免。这类事情，人们时有耳闻，更激烈的对抗也不时见诸媒体。说到底，学阀制度不过是宗法制度的一个部件，“身份”是学阀制度中最重要的流通券，品高一级压死人。无怪乎人们争了副研争正研，争了正研争院士。至于首席科学家、所长……更是多多益善。其实争的不过是那品级背后的影响力、资源与控制权。 如果说这些争斗还在体制之内，更有人突破体制的制约，在“反对伪科学”的猎猎旌旗下，自封为“科学警察”。其实，科学是对未知的探索，“觉今是而昨非”是科学领域的常态。在燃素说被科学界视为正统时，拉瓦锡的燃烧理论显然符合“言伪而辩”之罪，难逃“科学警察”的“君子之诛”。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牛顿力学而言，相对论肯定是“修正主义”，“科学警察”理当对其就地正法。在梁思成为保护老北京古建筑奔走呼号时，“科学警察”肯定要判他“反对总路线”之罪，不打成右派实在是“皇恩浩荡”。只是这样一来，舆论是整肃了，队伍是令行禁止了，社会的宽容度却没了，学阀与科学警察的权威取代了社会创新能力，人们还在那里一脸虔诚地问： “中国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 |
